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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川:部分地区提重振制造业是计划经济遗留的歧视
作者: 时间:2019-11-15 浏览量:77次

11月12日,主题为“预测与战略”的财经年会2020在北京召开。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表示,中国产业传统有对第三产业的歧视,他认为地方发展战略应该区别制定,口号都提“重振制造业”有传统经济遗留下来的产业偏向。

周小川表示,全国各地地方的发展战略,有些地方主要的口号是提“重振制造业”。当然各个地方要区别情况来看,有的地方确实制造业有很好的基础,而且有重振的机会。但是我们也要稍微推敲一下,是不是还是有传统经济遗留下来的所谓产业偏向。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强国,我们的服务贸易是逆差,而且这个逆差数字比较大,上升也比较快。

周小川说,当前经济结构转变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加快服务业的发展。2018年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刚刚超过52%。从全球横向比较来看这是一个相对较低的数字,同时也预示着服务业的发展还有巨大的空间,也是我们结构改革的最主要的内容之一,也是我们可能应对经济增长下滑压力的一个可以主要做出努力的方向。他认为,按照现在GDP和国民经济发展的状况,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可以到60%甚至更高。

周小川认为,从计划经济转轨过来的经济体,存在着历史上对服务业的歧视,这是计划经济里留下的遗产。这种产业的偏向或者歧视来自于解放初期的统计方法,当时实行的不是GDP,而是“国民收入”。国民收入是从前苏联体制上遗传下来的,国民收入的意思表示经济发展的程度、增长等等,国民收入里不包括服务业,认为服务业是不产生价值的。

如果要算出GDP,要做很多折算,而这些折算有相当大一部分其实是不可靠的。因此,大家追求的目标就必然是歧视服务业发展。周小川表示,这种历史遗传的东西不可小视,虽然我们已经改革开放40年了,很多东西都已经纠正了,但是这个东西多多少少还在某些方面有所遗留。它涉及到人们所追求的最终目标是什么、经济发展追求的目标是什么,也涉及到就业的选择的偏向。

服务业发展还有巨大空间

周小川表示,当前经济结构转变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加快服务业发展,这也是补短板的重要方面。

商务部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服务业占GDP比重达52.2%,高于第二产业11.5个百分点,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大行业部门和经济增长主要的驱动力。

周小川认为,从全球横向比较看,52.2%是一个相对较低的数字,服务业发展还有巨大空间,是结构改革最主要的内容之一,也是应对经济增长下滑压力可以做出努力的重要方向。

“按照我国现在的GDP和国民经济发展的状况,服务业占GDP比重可以提高至60%甚至更高,这个空间可能比许多其他行业更大。”周小川称,要寻找一些原因和分析、做理论上的思考,从而实现服务业和国民经济更好、更健康的发展,减少过去对制造业依赖过多等问题。

另外,科技发展与服务业的发展也有很大关系。周小川认为,中国比较强调所谓IT(互联网技术)产业对工业现代化所起到的作用。实际上,从全球研究可以看到,运用IT最大、成果最突出的是服务业。另外,这也涉及就业,希望巩固就业在第二产业中的比重,或是未来更多倾向于服务业。

服务业市场准入需重视

服务业市场准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从国内角度看,当前有一些产能已经过剩,因此要发现和发展新的产能。周小川表示,新的产能可能在服务业,服务业还有空间。“是否允许投资;是否允许私营企业投资;投资时有没有一些附带限制,比如经营范围等方面,这都是很大的问题。”

周小川说:“当前很多民营企业家会感到在制造业投资已经投不出去,因为有产能过剩现象。同时,从整体来讲,投资机会也在减少,那么有一个可能性是让民营企业家去投服务业,但如果在他想投的时候却不让投,就等于减少了投资机会。”

“有一些服务业的发展,要考虑到产业发展和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但在产业发展和国家安全之间要有一个平衡,在每个子行业中要寻找这个平衡。这个平衡能够使我们权衡在多大程度上支持这个地区产业的发展,从而稳定GDP增长,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考虑国家安全,这很难用一个绝对的杠杆来划,这是需要考虑的。”周小川称。

金融业占GDP比重跟储蓄率相关

金融业占GDP的比重一直受到市场关注。那么,金融业占GDP的比重多大合适?是不是比重高了就是泡沫?比重低了就是金融深化不够,金融服务还要发展?

周小川表示,金融业占GDP的比重跟一个国家储蓄率相关。储蓄率越高,需要的金融服务就越多。中国的国民储蓄率在45%左右的水平,处于全世界最高水平,有很多金融服务方面的需求。金融业和实体经济是共生关系,金融业占GDP比重提高是不是意味着泡沫化、自我循环和脱离实体经济,这个担心是有必要的,但还要深入分析。

对于某些季度统计的结果过高,周小川表示,金融业占GDP比重的统计只能靠收入法,这会比较准确。季度统计没有按收入法来核对,只是按照去年年底金融业的产值乘以几个系数,比如有时会选择M2增长、股指等,结果容易不准确。

中国储蓄率仍有45%,为全球最高

周小川表示,中国十年前储蓄率达50%,现在是45%,仍是全球最高。

金融业占GDP的比重在很大程度上跟一个国家的储蓄率有关,储蓄率越多,需要金融服务就越多;没有储蓄,或者是储蓄很低的国家,既然没什么存款,大概也就做不了多少贷款。所以,中国的金融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会和储蓄率相关的。

金融业应该说还是和实体经济处于共生的关系,金融业占GDP的比重提高到10%,是不是这就意味着泡沫化,意味着自我循环,需要做深入的分析,不能太简单化地看待。

住房抵押贷款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作用越来越大

金融业所谓收入再分配的作用,最主要的做法是住房抵押贷款。住房抵押贷款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可以大致地解释,高收入的人存钱多、低收入的人借钱多。特别高收入的人买房直接拿现金,低收入的人必然要依靠抵押贷款。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它也是一个收入再分配的角色。

在11月12日举行的《财经》年会上,美联储前任主席格林斯潘也表达了他们对当前经济的思考。

在当前诸多不确定性中,贸易摩擦带来的外溢效应无疑是影响面最大和最受关注的因素。在此背景下,两国自身发展情况及解决贸易问题的思路也牵动着世界经济的心弦。今年以来,在国内经济增速未明显放缓情况下,美联储三次降息,欧洲多国跟进,带来了对又一轮货币宽松潮的担忧;重重压力下,中国加快了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步伐,内部的结构性调整和对外开放进程加快,由此将释放出的红利值得期待。尽管在具体政策方向上存在差异,但两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一致,对经济发展的诉求一致。两大经济体的声音,无法被市场忽视。

格林斯潘:全球经济未步入衰退

“21世纪最大的特征是人口老龄化,这也是美国甚至全世界投资萎缩的原因。”对于当前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尤其是投资增速放缓的原因,格林斯潘提出了一个意料之外却在情理之中的答案。他表示,因为人口老龄化,美国、英国等社会福利支出出现显著增长,福利的支出挤占了国内储蓄总额的空间,进而挤出了国内投资总额,后者正是生产力增长的主要决定性因素。

格林斯潘谈及了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的影响。过去五年间,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人均产出增速来看,中国始终位居首位,中国的储蓄和投资在GDP中所占的比重远高于美国,这也是中国实际人均GDP和生活标准大幅上升的重要原因。但是中国的社会福利支出正在以与美国和英国同样的方式挤压储蓄总额的空间。

“人口老龄化是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但要阻止投资放缓、生产力增长放缓,只有尽量不要让社会福利挤压国内储蓄的空间。”格林斯潘称。

今年下半年以来,全球多个国家出现经济增长持续放缓、国债发行负利率等情况。一场关于全球进入衰退期的讨论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在格林斯潘看来,毫无疑问经济走弱,但目前说衰退还言之过早。这一判断的依据是:在过去50年,所有的衰退的起点都处在净借入区间,但目前美国还处于借出阶段,因此短期内衰退的风险是很小的。“但从全球来看,确实是一种停滞状态。”格林斯潘提醒。

来源:中国证券报;新浪财经;证券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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